不过朱元璋也没有打扰王布犁,只是听着锦衣卫有关寺庙对抗官府的汇报。
这也是他在路途当中听闻的。
千乘寺僧人犯了法在逃亡期间,公然武力对抗官府,打死衙役一人,打伤两人,逃入寺庙,结果寺庙主持率领二百于僧,包围十余名衙役,不肯交人,待到天明才放他们离开。
寺庙如此这般“武德充沛”,实是前朝遗留。
朱元璋早年间在寺庙厮混,也是懂得这些道理。
在元代,寺院经商是很常见的现象。
中统四年(1263),忽必烈下诏允许僧道“种田入租,贸易输税”现象便普及开来。
如大护国仁王寺是忽必烈的皇后所建,名下资产遍布全国。
其中仅“江淮酒馆”便有一百四十家;
普通寺庙也是如此,元曲里便有“金山寺摆满了贩茶船”之说。
真定路的寺庙奉恩寺,名下也有“邸舍百余间”,邸舍就是旅馆。后来又扩建房屋八十间,还经营着“浴室二区,酒肆一区”。
对元代人来说,寺庙与道观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共同体,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。
寺庙购置田宅、开矿经商需要人力,保护资产或参与倾轧也需要人力。
这“几百余丁”的身份,大概便是如此。
此外,寺庙在元代还享有免服丁役的特权。
虽然该政策多次反复,但就是朱元璋出生一年之后,元文宗仍在诏书里规定“僧尼徭役一切无有所与”、“诸僧寺田有当输租者,免其役”,该政策之后未见变化。
朱元璋十七岁时被家里人送去寺庙,托身于寺四年,除了没地方吃饭,也是为了借寺庙的特权来逃避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丁役。
朱元璋有过入寺的经历,自然清楚寺庙在元代其实是一种有钱、有人、有关系网的社会组织。
所以他对于寺庙以及僧人的态度具有极大的反差两面性。
一方面,他经常表现出对僧道神佛充满了敬重。
南京的灵谷寺因为需回避朱元璋的宫殿,座寺庙连带寺内安葬梁代志公禅师的志公塔,一并被迁走。
朱元璋下令此次迁址的费用与人力全部由官府承担。
新寺庙与新志公塔完工后,朱元璋又以“释迦志公,已逝数千百年,犹能生尔等众”为由,下令释放了所有参与重建工作的囚徒。
其实就是以释放囚徒来向释迦、大觉金仙与志公禅师进献功德。
另一面,朱元璋又长期致力于摧毁僧道与世俗社会的连接,竭力迫使天下寺院退回到枯燥的念佛诵经活动当中,给许多皇子都配备僧人,但一直都没有行动把他们都断开链接。
现在听闻这个见闻,更是让他十分恼怒。
这帮秃驴。
胆敢蔑视官府的权威,定要好好收拾他们一旦。
朱元璋心里已经在思考着杀鸡儆猴的事情了。
王布犁揉了揉自己的手腕,等着墨迹干了,再塞进信封,送给朱标去。
“女婿,你来听听这僧人闹事之事?”
毛骧便主动上前走了几步,确定自己无法看清楚王布犁摆在桌子上的字迹,才开口复述了一遭。
听完之后,王布犁才开口道:
“他们可不光是对抗官府,还交结官吏,替人卖东西,替人放贷款,事置办田地、开采矿产、设店放贷等商业活动。”
朱元璋瓮声瓮气的道:“这些事都不是僧道该做的,谁做这种事被抓到,就砍谁的脑袋。”
王布犁瞥了他一眼:“岳父,南京城内可有不少高僧,他们那些寺庙在南京的情况,您当真不知道?”
“亦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