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保国无言可对,他对此无法解释。
“所以说叶树声是被冤枉的,可怜他才二十岁,就给别人做了替死鬼,十年过去了,至今他仍然背着强奸杀人犯的恶名,在地下都不得安宁。”
黄保国不说话,脸上不禁露出了怜悯之色。
赵树亭继续趁热打铁道“更可怜的是他的父母,叶树声被枪毙后,他父亲承受不了巨大的悲痛,偷偷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想要自杀,幸亏他母亲及时现,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了一条性命,但是从此落下了偏瘫的残疾,走路都要拄着拐杖。
“母亲为了给他讨回清白,这些年四处奔走,到处求人,看尽了白眼,把腿都跑断了,也没有一个结果。他们遭受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比您少。”
黄保国听到这儿,不禁有些心软了,问道“那你要我怎么做?”
“您只需要把叶树声的判决书给我拿去复印一份就可以了,过几天她母亲还要到京城去申诉,必须用到这个东西,要不然最高人民法院不会受理。”
黄保国考虑了一下,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他到屋里翻寻了好一会儿,找出那本泛黄的刑事判决书,把它交给了赵树亭。
赵树亭复印到判决书后,立即给了张焕英。
这是张焕枝第一次见到儿子的判决书。看着那些白底上的黑字,她的心情很复杂——当年就是这个薄薄的本子,宣判了自己儿子悲剧的命运;如今要给儿子平反,还得靠它才行。
心里对它爱恨交加,用一个袋子小心翼翼地将它装了起来。
几天后,她拿着复印的判决书,又坐车来到了京城。
她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接访办公室,找到当初对接的那个工作人员。
那人看见她,一眼就认出来了,正要问她来干什么,张焕英激动地对她说“同志,我拿到判决书啦!”将一个袋子递给了她,里面除了判决书外,还有一份当年的刑事申诉书。
工作人员打开看了看,见资料都是真实的,不好再推脱,就受理了她的申诉,登记了相关信息后,让她回去等待处理结果。
张焕英问“多久能有结果呢?”
“一般三个月内。”
张焕英心想倒也不是太久,谢过她,就回去了。
她把情况告诉了老伴和律师赵树亭,从此开始了焦急的等待。
一个月过去了,不见回音。
两个月过去了,也没有音信。
三个月到了,期待中的好消息也一直没有来。
张焕英失望而愤怒,暗想莫非自己又被忽悠了吗?这可是最高人民法院,说话也这么不讲信用吗?她搞不明白。
一天上午,张焕英正在院子里洗衣服,一个邮递员骑着摩托车进了院子。
“张焕英在吗?”他问。
“我就是。”
“有你一封信。”邮递员边说边把一个信封递给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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