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至,在课堂上,他也不再是一个意气飞扬口若悬河的年青骨干教师了。有好几回,他忘了带齐学生的本子,或是拿错了书,打了铃之后再忙忙地跑回办公室拿,他撮着头,有气无力地批着作业,大团大团的红墨水滴零滴落地涂在学生本子上,党课也不去听了。生病以前,他差不多要入党了。
江淑苇想了许久许久,有一天她私底下对他说:要是你还想娶我,就快点好起来吧。
几乎在这话出口的一瞬间,江淑苇就后悔了。
可是林育森说:“你不必把自己当作一种牺牲,真的,现在我这样子,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我只是身体不好,只是身体不好。”
江淑苇听见自己说:“不是牺牲。是我想这样。”
江淑苇与林育森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她跟他有过两次约会,两个人隔了一肘的距离,做贼似地小心地在街上,捡那最暗处,并排走着。
大冬天,冷得不得了。淑苇的手指头在五指的毛线薄手套里全冻木了,她心里头总转着些不相干的念头,比如,手套还是一把抓的好,像小时候戴的,絮了厚棉花的那种,怕丢了,一根扁松紧带系了挂在脖子上。
有时,他会很小心地飞快地拉一拉她的手,然后再飞快地把手缩回去,那种触碰不象是触碰,倒象是有什么东西,比如,昆虫,飞了过来,在她的手上叮了一下又飞走了。
后来他胆子大了一点,拉她手的时间长了,甚至还有了一点点抚摸。
在最黑的地方在最黑的时候,她由得他那样做,不拒绝。
她觉得黑暗是个好东西,总让她觉得身边的那个,是佑书。
一九六二年过了端午,人们总算脱掉了棉衣的时候,林育森正式提出结婚的请求。
江淑苇答应了。
结婚前的晚上下了雨,江淑苇终于又看见了沈佑书。
佑书站在她窗外的雨地里。
剪了极短的头发,几乎贴着头发,眉眼太清晰,太清晰了。
他还是孩子的模样,淑苇觉得他现在象自己的弟弟。
她惊喜万状,扑在玻璃上,喊他:佑书佑书,你进来。外头雨多大,我给你开门去。
她看见佑书在雨里摇头,风带着雨扫在他脸上头上,使得他眯起眼睛来。
她看见他张张嘴,她听不见他的声音,看那口形是:再见。
她哗地打开窗,伸了手出去,在冷雨里抓挠:佑书,佑书!你来,你来!
佑书没有来。
第二天,天睛了。
天好得有点过份,简直看不出前一天晚上下了那样大的雨。
林育森来接江淑苇,穿了件新的深蓝的中山装,套在棉袄外头,蜡了头发。
江淑苇穿了件新的外罩褂,暗红色小黑圆点子,张妈新做的。
他们一起对着对着主席像鞠了躬,对着张妈和佑书妈妈鞠了躬,育宝嘴里咯咯地嚼着水果糖,低着头,努力地剥着手里的另一颗糖,那糖纸粘在糖上,很难剥。
淑苇说:“育宝,我走了。你乖。”
育宝就抬起头,大睁了睛看她一会儿,跟着她跑,一路叫:“姐,姐。”
江淑苇跟着林育森一路走到他家里去。
这一年江淑苇整二十八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