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陛下,北京已復,請修《明史》。」錢謙益在朝會上請求。
趙瀚點頭說:「可。命翰林院史學館編修《明史》,錢謙益為總裁,王調鼎為副總裁。」
「臣領命!」錢謙益大喜。
這事兒早就定下了,拿到朝會上說,是顯得特別重視。
錢謙益雖為總裁,但只能從專業領域任事。真正執掌全局的,反而是副總裁王調鼎,這部《明史》必須編得符合大同理論。
至於張溥,又病重了,每年都要患病臥床,但就是一直死不了。
趙瀚又對刑部尚書陳文魁說:「陳文魁暫時卸任尚書職務,搜集這些年的案例,結合曆朝歷代刑法,編撰一部《大同律》。《大同律》分為憲法、禮法、刑法、民法、工商法、出版法、土地法七個部分。憲法暫時不用編,我親自來編,什麼時候編出來,這個實在說不準。」
此事沒有提前商定,李邦華疑惑道:「陛下,禮法可以理解,這出版法又為何物?」
趙瀚拿出一本書,扔在眾臣身前:「這本《故明遺錄》,通篇胡說八道,裡面有不少編排朕的篇幅。私下罵朕無所謂,但寫成書就不能忍了。朕知道有一本書,叫做《谷山筆麈》,作者知道辯偽,讀者恐怕寧可信其有。那本書里,萬貴妃都成什麼樣子了?出版法,就是專門管理圖書刊印的法律!」
關於萬貴妃的黑料,最初源自于慎行《谷山筆麈》。
但是,于慎行在寫書的時候,專門加了一句:這些事情,是一個老太監說的,可能是老太監在造謠。
毛奇齡編寫《勝朝彤史拾遺記》,引用了于慎行的內容,卻把原作那句存疑給刪掉。毛奇齡又編過一陣子《明史·后妃傳》,將《勝朝彤史拾遺記》原封不動搬過去,於是野史直接變成了正史。
毛奇齡就是那個槓精,得罪趙瀚被扔去做小官,又在山東主持懲治了孔家。
「該當如此。」李邦華連忙附和,他也看過《谷山筆麈》,這本書在萬曆年間就很火了。
趙瀚又定性說:「《禮法》部分,涵蓋綱常禮節,但是必須進行大改!就拿喪禮來說,可以操辦喪事,但不得請戲班子吹吹打打,也不得請和尚道士做法事。朕是遵循古禮,不說三代,就是漢唐,哪家死了父母會請戲班子?還有,三年服喪期太長,父母故去只需服喪一年!《禮法》中的婚姻部分,大致沿用《大明律》,但夫為妻綱的註解該改一改。夫妻各行其道,便是倫理綱常,夫不賢則妻可求和離。夫喪,妻可改嫁,族人和官府不得阻攔!」
「臣謹記。」陳文魁拱手領命。
趙瀚說的《禮法》,其實就包含《婚姻法》。
但古代的家庭,不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,而是一大家子的大家庭,趙瀚只能儘量約束到每戶最多十人(十二歲以上)。
這是生產力所決定的,以古代的生產力,還沒達到普遍分裂為小家庭的地步。
《禮法》在古代非常重要,就拿《大明律》來說,開篇的大量內容全是禮法。
陳文魁問道:「陛下,《出版法》可有什麼指示?」
趙瀚說道:「第一,不可罔顧事實造謠生事;第二,不可違背公序良俗。」
陳文魁瞬間抓瞎了,這說了等於沒說,完全是模稜兩可的指示。甚至在執法的時候,也具有無限的可操作性,官府想禁一本書,直接指定其違背公序良俗便是。
「好了,不說這些,」趙瀚說道,「今天的朝會,再來聊聊別的。朕今日讀書有所悟,子曰:『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』此言何解?」
趙瀚的朝會,其實已經變成經筵大會。
除了給官員灌輸天文地理知識,灌輸開海對國家的益處,還經常討論儒家經典——爭奪儒家經典解釋權!
張溥拖著病體,立即回答:「回稟陛下,朱子在《論語集注》中,已經說得很明白了,還引用了程子的話。孔夫子有教無類,並非不使民眾知曉道理。而是百姓著實愚昧,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懂。因此在治國之時,只要讓百姓知道如何做,沒必要讓人人知道為何這樣做。此無奈之舉也。」
「非也,」錢謙益說道,「朱子的註解說,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,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意為百姓懂得怎樣做即可,不能讓百姓知道為何這樣做。此為治民之道,人之思想,千差萬別,就算是同一個道理,面對同一個事情,不同的人,也會產生不同的想法。讓百姓知其所以然,必然亂象平生,不如讓他們不知道。」
張溥反駁說:「那朱子為何還要引用程子的話?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釋,難道是要讓陛下行朝三暮四之術?」
程子的註解是:如果說聖人不讓百姓知曉道理,那屬於後世朝三暮四的治國之術,並非聖人的本心。
錢謙益解釋道:「朝四暮三之術,是指本心為何。若出於蒙蔽百姓,則為朝三暮四之術。若出於治國安民,則非朝三暮四之術。」
這只能怪朱熹,註解《論語》的時候,著實說得模稜兩可,無論怎麼理解都行。
朝堂眾臣,各執一詞,當場吵得混亂不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