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應星率先說道:「陛下,農為本,商為末,此亘古不變之理也。皆因商人逐利,聚攏錢財越多,便越能操控行市,小民之財皆被其剝削殆盡。因此,重農抑商,必須定為國策,不可使商賈橫行天下。」
群臣聞言,紛紛稱是。
宋應星又說:「然天下不可無商,商強不一定國強,商弱則必至國弱。前明一朝,商業之衰落,自萬曆年間而始。朝野上下,對商人予取予奪,甚至無端徵稅而拘禁商人家屬。商人受此盤剝,家破人亡者多矣。因而貨物流轉不便,城市物價日增,最終苦的還是百姓。」
大明一朝,萬曆年間商業達到極盛,萬曆中後期就開始走下坡路。
一方面是美洲白銀輸入減少,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當人。從皇帝到地方官,再到後來的武將、流寇,沒錢了就找商人索取,大明的商業遠遠不如嘉靖年間。
與此同時,大商人跟權貴勾結,可以轉嫁損失到小民頭上,甚至還權錢交易變得更加富有。而中小商人,破產者無數。
吳應箕已經升任為戶部尚書,他接著說:「宋殿閣所言極是,無農不穩,無工不興,無商不富。荀子把天下人,分為士農工商四類。農以力盡田,賈以察盡財,百工以巧盡器械,若能做到如此地步,則江山永固、國富民強也。」
錢謙益突然冒出來:「此義利之辯也。子曰,富與貴,人之所欲也。貧與賤,人之所惡也。人人追求富貴,百業之中,唯經商可至暴富。若都去經商,誰來種地耕田?因此,必須重農抑商。於商人而言,當以義取利,不可謀不義之財。得利之後,商人也應當博施濟眾,如此則義利兼得也。」
除了宋應星說得稍微靠譜,其餘都是非常正確的廢話!
趙瀚問道:「錢博士所言,是要用仁義道德去約束商人?」
「然也。」錢謙益回答。
「可天下商賈,又有幾人是仁商義商。」趙瀚笑問。
錢謙益說道:「商賈越無仁義之心,朝廷就越當教化之。」
趙瀚說道:「龐先生和李先生如何看?」
龐春來說:「不可放任自流,也不可朝令夕改。給商人定下規矩,他們遵守最好,不遵守就嚴厲懲治!」
李邦華說:「抑制大商賈,善待小商人。」
「好!」
趙瀚頓時笑起來,對龐春來、李邦華的發言很滿意。
不用講大道理,直接說怎麼做就行。
趙瀚讓官員們繼續發言,大家順著這層意思往下捋,結果說得越來越沒營養。
趙瀚總結道:「聽諸卿剛才所說抑商,是不准商人穿絲綢,不准商人住大宅。這有什麼用處?華服美宅,人皆所欲。朝廷施政,不可違背人性。便如治水,不可一味堵塞。治商如治水,當仿效大禹,切記堵不如疏。商人想穿華服,就讓他們穿;商人想住美宅,就讓他們住。商人的欲望,會愈發膨脹,那就要疏通河道,引導商人照著朝廷的法子來。」
「囤積居奇,擾亂市場,這是不對的。兼併購買土地,這也是不對的。蓄養美婢奴僕,還是不對的。這些都是河堤,不能讓商人的欲望之水漫過來。這洪水,還得往外引,開海便是一策也。每年織那麼多布匹,每年燒那麼多瓷器,都要靠商賈賣出去。不止賣到國內,還要賣到海外。如此,商愈興,工愈興,百姓的營生也就更多。」
「還要謹防改稻為桑、改稻為棉。江南的桑田、棉田,不能繼續擴大。如何抑制?桑田、棉田多徵稅,農民知道種什麼更有利可圖,自然就規矩了……」
趙瀚大談特談如何約束引導商業,朝中眾臣也知道,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。
沒見商稅和關稅逐年增長嗎?
那麼多白花花的銀子進國庫,誰敢再一味的打壓商賈,皇帝和閣部大臣肯定要跳起來。
朝會散去,趙瀚回去辦公。
很快就看到李邦華的奏章,內容很簡單:控制軍隊數量,裁減水師。
加上騎兵師,大同軍共有十七個師。算上海軍、水師和重要港口海岸警備隊,大同朝的正規軍足有二十萬。
這看似不多,軍費消耗卻極大,因為軍糧沒有提高,軍餉卻一直在漲。最普通士兵,每月軍糧若干(包吃包住),每月軍餉一兩,夏秋兩季還免費發衣服。而從士官開始,軍餉就一直漲了。
還有各地的巡檢司部隊,類似於武警,加起來也近十萬人,特別是西南三省數量最多。
全國各大城市,還有大量警察部隊,這也被李邦華視為軍隊。至少,看守城門和城牆的警察,肯定可以視為軍隊。
因此,李邦華建議不可再擴軍,能裁撤一兩支最好。
大同水師更該裁剪,國內沒有大敵,養那麼多內6水師搞毛啊?
趙瀚仔細想想,決定暫時裁撤一半的水師。至於巡檢司武警部隊,視地方治安情況酌情裁撤。
裁下來的軍人,帶著妻兒移民北方。一定要好生安置,而且每個退伍軍人,可比普通移民多分兩畝好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