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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隆庆（第3页）

饥民乌代·默罕默德自称阿拉伯王室后裔，聚饥民三十余万动叛乱。

大食地区是嘉靖十六年，武宗朱厚照率军平叛而设置的新行政区，然而在嘉靖六十七年的时间里，大明并未对这块地方进行太多基础建设，导致当地并没有铁路和公路，赈灾粮食无法运抵灾区。

乌代的叛乱范围不断扩大，很快就占据了大食地区的内陆地区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大食布政使袁崇焕上疏弹劾大食都指挥使毛文龙养寇自重，请求准许自己带兵平叛。

奏疏上疏过后，朱翊釴大为恼怒，下旨罢免袁崇焕，调陕西按察使卢象升任大食布政使。

五月初七，兵部尚书袁可立上疏称：“国朝危难间，当稳军队，稳军队则天下稳。国朝军队兵卒自永乐年间至今，军饷二百余年未增加，而物价上涨四成有余，当加军饷以定军心。”

朱翊釴闻言十分认可，遂将内地兵卒军饷由每年二十两调整为三十两，边疆由五十两调为六十两。

军饷调整后，八十五万明军欢欣鼓舞。

九月，袁可立又上疏请求改革并精简兵马司兵卒，并将兵马司兵卒军饷提高。

有了上次的效果，朱翊釴对袁可立的话十分信服，遂准许其改革兵马司。

十月，袁可立将兵马司改革，设兵马司衙门，兵部侍郎一位，员外郎四位，主事十二位。

地方上，分别设兵备三十九道，每道负责一省，每省兵备道不定数，编制以卫、团、营、旅、队、什为主。

小县设一兵备旅，数量一百四十二人。

中县设一兵备旅，数量四百二十六人。

大县设一兵备团，数量一千二百七十八人。

若是省会，则是设一卫三千八百余人。

诸如两京这种地方，则是东、西县各设一卫，合计七千六百余人。

至于兵马员俸禄，也从原本的每年十五两增加到了二十两。

经过袁可立的改革，兵马司从原本臃肿的一百二十四万，裁汰为了八十六万。

从军队到兵马司，朱翊釴的改革成效显著。

不出意外，隆庆九年二月，兵部左侍郎孙传庭成为了皇帝对天下的传声筒，宣布对吏治进行裁汰改革。

尽管谁都知道皇帝接下来要对吏治进行改革，但谁都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敢站在皇帝那边。

要知道现在不是洪熙、不是景泰、也不是成化正德，如今的皇帝没有军功，朝野内外也不太平。

在这种节骨眼上站队皇帝，这并不是什么好选择。

大明立国已经二百六十九年，这个时期的西汉已经成了东汉，甚至连东汉都进入了灭亡倒计时。

这个时期的大唐距离灭亡也不过二十年时间，而两宋距离灭亡也不过五十年。

尽管人们知道不能以古论今，但却总避免不了对比。

更别提如今大明遍地灾情，全靠南洋和南洲、东北不断输送粮食才得以渡过过去八年时间了。

尽管朝廷一再再说小冰河期的活跃期持续不了太久，但眼看江南都积雪尺许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小冰河期恐怕不会那么快结束。

孙传庭的站队行为，在许多人看来，无疑很愚蠢……

三月，孙传庭被拔擢为吏部尚书，兼任京察巡抚。

朱翊釴天子旗牌，准孙传庭便宜行事。

五月，孙传庭艰难招募了六千名五司京察官员后，便开启了浩浩荡荡的京察行动。

他从北京开始着手，这与前几次的京察不一样。

此前的京察是从下往上查，而孙传庭却从上往下查，并且先拿宫廷动手。

对此，孙传庭与朱翊釴交代出自己的想法。

孙传庭认为，内廷之中的太监贪婪成性，并且时常泄露消息给外廷之人，所以京察必须先从内廷太监宫女动手，其次便是对在京勋臣文官动手。

只要在京官员倒下，地方上的官员就没有了靠山，而陛下已经通过提高军饷和兵马司俸禄积攒了民心，哪怕地方有叛乱，也很难形成气候，随时了镇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