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三十年,朱元璋开始扩充马政范围,分别于辽东、北平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设立了行太仆寺。
太仆寺本身只管官牧,但是京城太仆寺可以在管理官牧之外,统管民牧。
说到底,各太仆寺和行太仆寺官牧主要为各卫所官军和军舍余丁养马,属于强加给兵卒的一项附加差。
屯军作为生产粮食的专业兵种来养马以抵消掉田税,这属于是变相的以政府津贴补助屯军养马,是太仆寺官牧的主体。
至于民牧则是太仆寺将马匹散到民间马户牧养,有关这些散出去给民间的马的相关事务则由太仆寺管理。
面对这样的局面,朱棣的想法是,设太仆寺于北京,而滁州旧有的太仆寺则是改为南京太仆寺,辖区仍是原来的六府二州,官马民牧区域尚维持在洪武年间的范围。
对于民牧,他重新制定了一套“计丁养马”的马政体系,整套体系就是把按“民户”分配养马的形式转变成了按“人口”数来养马的形式,同时对奖励条例进行了相应的改变,变成了“免一半田租”的政策。
当然,有奖励自然就有赔偿,如果种马被养死了,而孳生的数量不够就需要赔偿,虽然看似是让百姓承担了一定量的风险,但也属实情有可原。
毕竟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,其饲养的马匹都是来自于明朝廷,也就等同于养马户的马都是白来的,所以势必就会有很多人都不重视马匹的饲养,甚至还对军马肆意劳役,造成军马生病甚至是伤亡。
故而,朱棣在制定奖赏条例提高养马户的积极性之余,也一并制定赔偿条例的目的就很明显了。
无非就是为了提高养马户对军马的重视程度,使得其能够尽心尽力的完成军马饲养事务,而不是肆意劳役军马,从而尽可能的减少明朝廷自身的财政损失。
单从这些来看,朱棣的马政还算是比较完善且人性化的。
不过就“辄赔补”这一条却让朱高煦皱眉,毕竟他太清楚明代官僚的尿性了。
况且,江南并不适合养马,不然朱元璋也不会让江南十一户养一匹,江北五户养一匹了。
马政要推广,但得看地方,必须选择适合马政的地方。
如果没有足够的草场和土地,那对于百姓来说,养马就是一种负担了。
因此对于朱棣的想法,朱高煦开口说道:“父亲的想法不错,也可以试试,但我觉得养马得挑对地方,也得挑对人。”
“江南两淮之地实际上并不适合养马,朝廷所拥有的河套、大宁、渤海、陕西、河西、北平、河南等地实际上更适合养马。”
“别的不说,就单单说渤海的吉林马场,其每年可出栏马数几乎堪比江南的六府二州,能保证每年产出两千余匹军马。”
“这样的地方,在渤海还有很多,不仅适合养马,更适合养牛、养羊。”
“因此我以为,与其将马政负担给江南百姓,不如给关外、给北平、陕西等地百姓。”
“按照父亲的“计丁养马”,关外二百余万百姓,起码能养马百万,而且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比江南百姓多出太多太多。”
“唯一需要在意的,便是对他们的赋税蠲免和豆料补贴。”
朱高煦的想法比朱棣要单一一点,他想直接把洪武年间给江南六府二州的民马给回收,统一交到关外辽东、大宁、渤海三地的百姓手中,由当地的百姓来养马。
关外的地盘足够大,不说辽东,单说渤海的长春、吉林、肇州这三地的草场就足够放养六府二州的十数万匹民马,让它们撒欢生活。
关外的女真人养马本事不差,更别提自从哈剌兀被朱高煦活埋后,兀良哈每年都有部落南下投奔渤海了。
这件事情,也是前几日亦失哈写信给朱高煦,朱高煦才知道的。
这群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养马的好手,如果他们只负责养马,那他们肯定能把马匹伺候的舒舒服服,用不了几年就能使着十几万匹马变成几十万匹。
不过对此,朱棣就有些不太愿意了,他与朱高煦交流道:“江南的十几万匹民马,俺还得调给陕西、山西和北平,不可能全部给你。”
“父亲能给我多少?”朱高煦也不奢求朱棣把民马都给自己。
“六府二州的民马有十二万四千六百匹,我调六万匹给你如何?”
朱棣商量着,朱高煦听后也点头:“可以!”
六万匹民马已经不少了,如果按照朱高煦的专业养马来执行,再加上渤海现有的牧群,那每年估计能稳定产出近五万马驹。
不过,按照他的办法养,那就有点费钱了,而朱棣的办法基本不费钱。
父子二人交谈如此,刚好大辂也抵达了东宫附近。
朱高煦下车恭送朱棣离开,自己则是转身返回了东宫。
“殿下,您回来了?”
当一道声音响起,朱高煦便看到了一名脸型瘦长,身穿斗牛服的太监。
这个其貌不扬,脸型瘦长的太监,便是朱高煦从朱棣那里讨要来的郑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