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赫巴鲁开始放慢坐骑奔走的节奏,打算把骑队兜转回来,然后选择某一个方向,起猛击。
这种在敌人眼前的减兜转,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无论敌人用箭矢覆盖,还是趁机起短促的冲锋,都可能导致巨大的伤亡。但苏赫巴鲁自己就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蒙古人,所以他很确定,豁罗剌思人被切割成两块以后,指挥已经完全乱了,他们顾不上这些。
草原人习惯了艰苦,他们的身体里积累着无数的战斗本能,所以每一个蒙古人,都是最好的骑手和猎手;每十个蒙古人,乃至每百个蒙古人,都能组成同等规模下,最为精锐和勇猛的军队。
但光是这些,并没有让蒙古人在和女真人的战斗中夺取上风。过去许多年里,金国每次以数万之众攻入草原,凭着严整阵列如入无人之境,蒙古各部事实上并没有正面对抗的能力。
蒙古人组成千人级别乃至更大规模的军队,掌握万人大军调度和战斗的本领,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。
成吉思汗认为,行猎是军官的正当职司,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。在他的治下,蒙古军强制推行了等同于军事训练的定期围猎,而且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张,围猎规模也从千人,到万人,再到十余万人,越来越大。
当也克蒙古兀鲁思覆压草原的时候,一次大型围猎要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,在方圆数百里的广袤范围内展开。参与围猎的数十个千户所属,每一名蒙古人,都需要日夜行军,随时驱赶野兽,维持严密的封锁,更动辄奔驰上百里,响应大汗的紧应调度,执行各种命令。
苏赫巴鲁至今还记得,当围猎圈子缩小到两三里范围内,他和数万蒙古勇士围着圈子,肩并肩站立,每个人仿佛化作了山岳和铁样的城池。任凭圈子里成千上万的野兽恐怖呼号,也只能被怯薛们纵骑射杀。
这种训练是最好的演习,参与过围猎的人们,便锻炼出了指挥和配合的才能,懂得了大战的诀窍。待到下一次集结,他们便成了怒涛般无法阻挡的南侵大军。
苏赫巴鲁本人,便曾是南侵大军的一员。当时他作得百夫长,在野狐岭恶战立功以后,又被调去攻打夏国,当过一任驻在中兴府的使者。结果数年之后回国,他却听闻蒙古军在中原连番吃亏,以至于成吉思汗必须打着西征的旗号,避免与之直接对抗了。
他注意到,有些远离本队的豁罗剌思人还不是出于缺乏经验。他们是想跑,是想脱离战场,只不过被上司厉声喝住了,只能出又惶恐又暴躁的咆哮。
在授课的同时,他也偶尔旁听些天津府军校的课程,甚至还登上过海船,接触了一点海上的接舷战。
中原有这样的办法,草原上怎么应对?没有掳掠所得,就没法聚合大军、组织围猎,许多作战的技能就没法传播和传承。
越是熟悉中原,熟悉大周,他越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而豁罗剌思人的狼狈姿态更让他确信,蒙古军作为一个整体的强大,和蒙古人本身的勇猛并没有多大关系。
但这些豁罗剌思人不止松散,简直是稀松散乱。多半靠着小股的精锐勉强维持队型,但也谈不上紧密呼应。他们更像是一支支十人队被强行捏合成百人队,而百人队和百人队之间,虽然鸣镝此起彼伏,却看不出彼此配合的动向。
苏赫巴鲁瞥了他一眼,略加重语气:“是蒙古的成吉思汗,不是‘大汗’。”
更麻烦的是,大蒙古国建立十余年了,但其内部的管理,依旧保持着草原民族奔放粗疏的作派,远不如中原细致。
对此苏赫巴鲁并不后悔。
三个月以后,他没有回到军队,而被调到了天津府的高级军校,作为教官向都将以上的军官们授课,讲的是蒙古骑兵的训练、选拔乃至常见的各种战术。
于是问题就愈来愈严重。于是数年来,哪怕是被成吉思汗留在草原的有力千户,也难避免虚弱,别提眼前这种本来就处在边缘地位,容易受到打压的千户了。
大周朝也有两三年没打过仗了。可中原富庶,朝廷又调度得力,每年金山银海似的钱财投入到军校,动辄数百上千精兵猛将在军校里苦练不辍。
一名年近半百的骑兵策马在苏赫巴鲁身侧,见此情形忍不住抱怨,仿佛忘记了他们已经是敌人。
此时还能保持冷静的人,只占这数百骑兵中的一成不到,二三十骑。
他隐约觉得草原和中原的对抗结果,关乎更宏大的强弱之势逆转,并非成吉思汗某次不敌大周皇帝郭宁,或者神箭将军哲别中了诱敌之计那么简单。所以他才会巴巴地投靠大周,试图为自己,也为部下们趟一条新路。